范凌志 2021级MPA非全班
我是《环球时报》的一名记者，从事涉疆、涉港台等领域的报道。在《环球时报》这样一家在国内外有影响力且充满“战斗精神”的媒体工作，这些年，我有幸亲临许多重大新闻现场见证历史，同时也对媒体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功能和处境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并因此产生更多的困惑。
2016年春，台北。一桩杀童案占据了台湾全岛的电视屏幕，采访结束回到酒店的我，起初还关注这则惨绝人寰的案件，但当第二天打开电视，各家仍在循环播放案件的血腥细节、政论节目嘉宾尖着嗓子展示口才时，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撞了过来。在一个言论过剩、媒体监管失位的社会中，媒体的面目会变成什么样？
2017年夏，不丹。中印在洞朗剑拔弩张，我和同事从不丹一侧抵近中印对峙前线，从这个所谓“幸福指数”全球最高的山地小国的最西边到最东边，三四百公里山路要走好几天，当地人急切希望中国这个“基建狂魔”能帮助他们，然而，这个国家的外交却被死死抓在印度手中。当地不丹边民们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极度关注，却又必需装作漠不关心，因为“政府不让我们谈这些。”就这样，不丹想要让世界听到本国的呼声，几乎是异想天开。作为一个从政治到媒体基本被大国操弄的小国，媒体能有多大施展空间？
2017年，在不丹采访与当地向导合影
2018年秋，新疆。当境外反华势力联合外媒竭力将教培中心抹黑成“集中营”的时候，我和同事有幸成为第一批采访教培中心的媒体人，一位女学员兴奋地跟我们讲，通过学习技能，她自己有了收入并且“管家里的钱”时，我们意识到，妇女地位的提升在曾经闭塞的新疆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事，西方挂在口边的所谓“人权”更显的虚无缥缈。在外媒构建的抹黑攻势下，中国媒体应当怎样将事实告诉世界？
2018年，和田夜市上花枝招展的演员
2019年夏天，香港。我和我的同事度过了难忘的近百天，被催泪弹熏的滋味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站在警察和暴徒对峙线的中间，当暴徒用砖头、燃烧瓶扔向警察时，我们是少有的将镜头对准暴徒的媒体，而现场的绝大多数外媒则统统将镜头对准警察，只等着捕捉警察发射催泪弹的瞬间，以便于处理成“黑警”的形象传遍世界，港府每天的发布会也成了“黄媒”作秀、撒泼的现场，看似杂乱无章的反华势力和媒体，步调竟如此一致。在重大的危机事件发生时，面对已经“顾不得吃相”的反华舆论，官方与有良知的媒体应如何形成畅通的机制，形成战力来击破谎言？
2019年8月，在铜锣湾街头采访
以上这些画面，我亲眼目睹，但以上这些问题，我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以给出答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母校学习MPA课程。
这两天收到新学期课表，看到政治学、公共经济学、融媒体管理与政策这些充满营养的课程，心里的期待更添了几分，作为一个此前尚无任何相关专业背景的“老职场、新学生”，相信我一定会找到如何构建中国话语权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