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er@CUC | 吴昊:于“蜕变”中,找到应然与实然的“平衡点”

作者:发布时间:2021-08-06浏览次数:37

关注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精神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接受过公共管理培养的人,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与年轻的自己渐行渐远,并不是从“应然”彻底跨越到“实然”,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是2020级MPA非全班学生吴昊,目前在一个促进氢能发展的行业协会工作,此前曾是关注能源领域的记者。而更早之前,在本科阶段以及本科刚毕业时,则以公益组织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和关注过乡村建设以及环境保护。这些年来,我所接触过的领域,从乡建到环保,再到能源,两两之间皆有交集,也有着很大的跨度,但都与公共管理存在极大的关联。

公共管理的包容性

在本科阶段,我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从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研究里,了解到乡村问题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的“净流出”,而基于小农经济和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我深信在当下,城市“反哺”农村、推动乡村发展的意义。于是毕业后,我选择用近一年时间在乡村驻点,目睹了温老师所倡导的“农民再组织化”在鲜活的案例中的实践与探索。

同时,由于一直以来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我在业余生活中,也频繁地以志愿者和捐赠人的身份,参与多个环保组织。一直以来,我都认同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多元治理的一种方式,也在思考着民间环保组织如何更好的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并促进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

2015年以来,关注能源领域成为我的主业,而能源与国计民生、与生态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工作中,我以媒体人的身份,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和水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有了系统的了解,并深信从“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和空气污染治理的角度,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对于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必经之路。从2020年8月起,我开始供职于刚刚成立的“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并见证了当下全世界的“氢能热”,基于氢能解决风能、太阳能大规模发展面临的消纳问题的优势,以及其在整个工业和交通领域广泛的应用场景,也坚信,这一新兴行业带来的变革,将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些年在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中收获的认知和积累的问题,于我而言,希望通过一些学术的理论进行梳理,并以此在未来的实践中,获得研究成果的“增量”。此外,由于从小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热爱,我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都有一点涉猎,但都是随便地阅读,并不成体系,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人文领域学科化的训练,建构相对完整的认知和思维的系统。带着这样的目标,我来到中传的公共管理专业学习,有幸感受到广院深厚的人文积淀和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第一学期的《公共管理学》课堂上,高慧军老师曾说,公共管理有着很高的包容性,这大概就是我认为自己关注过的领域都属于公共管理范畴的原因,公共管理本身就包罗万象。同时,在我眼里,公共管理的包容性还在于,它可以大而宏观到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治理,也可以小而微观到关照我们的价值追求和生命轨迹。

“蜕变”中的“风向标”

在过去的一年里,缘起于哲学教授刘擎和经济学教授薛兆丰在“奇葩说”中多个不同辩题中的争论,以及对我自己一路走来面临的困惑的回顾,我开始频繁的思考那些关于“应然”和“实然”的问题。

简单来说,“应然”是指世界应该的样子,“实然”是指世界本来的样子。年轻时,我们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比较追求“应然”,而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多,理想主义会渐渐褪色,往往会更加着眼于世界的本来面目。

就像一战时期的法国政治家克雷蒙梭所说,30岁以前不信奉“左翼思潮”,说明没有心肝,30岁以后还信奉“左翼思潮”,说明没有头脑。

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左右之争”是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而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左派更看重公平,右派更追求效率。克雷蒙梭的观点,是作为一个“铁腕政客”,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包含着一点对左翼主张的偏见,而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30岁是一个分水岭,是从正义凛然的“愣头青”蜕变为接受现实的成年人的“里程碑”。

而我的30岁,恰好位于MPA两年学习日程的“中间点”,MPA陪伴着我人生从不确定走向确定,是恰好让我在“蜕变”的过程中,不会彻底走向年轻时的“反面”的一座“风向标”。

寻找“应然”与“实然”的平衡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向往一个“乌托邦”,会关注公共问题,会希望世界变好,会相信鲁迅先生的说法——“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但在日复一日现实的锤炼中,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学会妥协,磨平了棱角的同时,也把更多的目光着眼于自身利益。

然而,公共管理的目的即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对于接受过MPA教育的人,眼里有公共问题,应该是一项基本素养。

我们的很多学科,从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到公共经济学,讲到源起时,都会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会谈及中国的先秦思想家。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和先秦这些轴心时代的人类认知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值得称道,而是因为那些先贤们,思考的动力都来源于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追求与执着。

关注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精神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接受过公共管理培养的人,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与年轻的自己渐行渐远,并不是从“应然”彻底跨越到“实然”,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事实上,在关注“实然”的同时,不至于彻底放弃对“应然”的想象,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因为找到对某种价值的追求,是我们对抗生命本身的虚无,最好的方式。

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个体的不确定性在加剧,而周遭充斥的各种消费主义的诱惑和“贩卖焦虑”的诱导,这些都容易让我们迷失和感到恐惧。正如我的导师苏颖老师在她个人公众号推文里写到的,“我们都是孤立的恐惧的现代人”。作为这样的“现代人”,我们也许比以往的人类,更需要某种价值和信念的支撑。

也刚好是在今年,30岁生日的前后,我参与了“抽水蓄能”和“太阳能热发电”两个行业政策的呼吁与推动的工作,而这两个行业,对于推动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都提供着支撑性作用,所以我也会自认为是在“碳中和”的大旗下,对能源行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样的时刻,是能够让我明确的感知到,与世界的紧密连接。

苏颖老师说,“生之为人,个人性与社会性是共存的,关键是知道用人性的哪一面面对不同的对象。”我想,我们人性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恰好又对应着关注“实然”和关注“应然”的不同“出发点”,而找到兼顾两者而不至于精神分裂的“平衡”,也许是MPA所能够提供的,关照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份“精神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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