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精神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接受过公共管理培养的人，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与年轻的自己渐行渐远，并不是从“应然”彻底跨越到“实然”，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是2020级MPA非全班学生吴昊，目前在一个促进氢能发展的行业协会工作，此前曾是关注能源领域的记者。而更早之前，在本科阶段以及本科刚毕业时，则以公益组织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和关注过乡村建设以及环境保护。这些年来，我所接触过的领域，从乡建到环保，再到能源，两两之间皆有交集，也有着很大的跨度，但都与公共管理存在极大的关联。
公共管理的包容性
在本科阶段，我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从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研究里，了解到乡村问题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的“净流出”，而基于小农经济和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我深信在当下，城市“反哺”农村、推动乡村发展的意义。于是毕业后，我选择用近一年时间在乡村驻点，目睹了温老师所倡导的“农民再组织化”在鲜活的案例中的实践与探索。
同时，由于一直以来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我在业余生活中，也频繁地以志愿者和捐赠人的身份，参与多个环保组织。一直以来，我都认同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多元治理的一种方式，也在思考着民间环保组织如何更好的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并促进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
2015年以来，关注能源领域成为我的主业，而能源与国计民生、与生态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工作中，我以媒体人的身份，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和水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有了系统的了解，并深信从“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和空气污染治理的角度，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对于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必经之路。从2020年8月起，我开始供职于刚刚成立的“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并见证了当下全世界的“氢能热”，基于氢能解决风能、太阳能大规模发展面临的消纳问题的优势，以及其在整个工业和交通领域广泛的应用场景，也坚信，这一新兴行业带来的变革，将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些年在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中收获的认知和积累的问题，于我而言，希望通过一些学术的理论进行梳理，并以此在未来的实践中，获得研究成果的“增量”。此外，由于从小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热爱，我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都有一点涉猎，但都是随便地阅读，并不成体系，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人文领域学科化的训练，建构相对完整的认知和思维的系统。带着这样的目标，我来到中传的公共管理专业学习，有幸感受到广院深厚的人文积淀和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第一学期的《公共管理学》课堂上，高慧军老师曾说，公共管理有着很高的包容性，这大概就是我认为自己关注过的领域都属于公共管理范畴的原因，公共管理本身就包罗万象。同时，在我眼里，公共管理的包容性还在于，它可以大而宏观到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治理，也可以小而微观到关照我们的价值追求和生命轨迹。
“蜕变”中的“风向标”
在过去的一年里，缘起于哲学教授刘擎和经济学教授薛兆丰在“奇葩说”中多个不同辩题中的争论，以及对我自己一路走来面临的困惑的回顾，我开始频繁的思考那些关于“应然”和“实然”的问题。
简单来说，“应然”是指世界应该的样子，“实然”是指世界本来的样子。年轻时，我们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比较追求“应然”，而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多，理想主义会渐渐褪色，往往会更加着眼于世界的本来面目。
就像一战时期的法国政治家克雷蒙梭所说，30岁以前不信奉“左翼思潮”，说明没有心肝，30岁以后还信奉“左翼思潮”，说明没有头脑。
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左右之争”是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而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左派更看重公平，右派更追求效率。克雷蒙梭的观点，是作为一个“铁腕政客”，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包含着一点对左翼主张的偏见，而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30岁是一个分水岭，是从正义凛然的“愣头青”蜕变为接受现实的成年人的“里程碑”。
而我的30岁，恰好位于MPA两年学习日程的“中间点”，MPA陪伴着我人生从不确定走向确定，是恰好让我在“蜕变”的过程中，不会彻底走向年轻时的“反面”的一座“风向标”。
寻找“应然”与“实然”的平衡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向往一个“乌托邦”，会关注公共问题，会希望世界变好，会相信鲁迅先生的说法——“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但在日复一日现实的锤炼中，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学会妥协，磨平了棱角的同时，也把更多的目光着眼于自身利益。
然而，公共管理的目的即在于实现公共利益，对于接受过MPA教育的人，眼里有公共问题，应该是一项基本素养。
我们的很多学科，从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到公共经济学，讲到源起时，都会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会谈及中国的先秦思想家。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和先秦这些轴心时代的人类认知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值得称道，而是因为那些先贤们，思考的动力都来源于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追求与执着。
关注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精神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接受过公共管理培养的人，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与年轻的自己渐行渐远，并不是从“应然”彻底跨越到“实然”，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事实上，在关注“实然”的同时，不至于彻底放弃对“应然”的想象，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因为找到对某种价值的追求，是我们对抗生命本身的虚无，最好的方式。
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个体的不确定性在加剧，而周遭充斥的各种消费主义的诱惑和“贩卖焦虑”的诱导，这些都容易让我们迷失和感到恐惧。正如我的导师苏颖老师在她个人公众号推文里写到的，“我们都是孤立的恐惧的现代人”。作为这样的“现代人”，我们也许比以往的人类，更需要某种价值和信念的支撑。
也刚好是在今年，30岁生日的前后，我参与了“抽水蓄能”和“太阳能热发电”两个行业政策的呼吁与推动的工作，而这两个行业，对于推动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都提供着支撑性作用，所以我也会自认为是在“碳中和”的大旗下，对能源行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样的时刻，是能够让我明确的感知到，与世界的紧密连接。
苏颖老师说，“生之为人，个人性与社会性是共存的，关键是知道用人性的哪一面面对不同的对象。”我想，我们人性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恰好又对应着关注“实然”和关注“应然”的不同“出发点”，而找到兼顾两者而不至于精神分裂的“平衡”，也许是MPA所能够提供的，关照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份“精神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