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学民，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及转型研究”（17AXW010）的阶段性成果,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2021年01期。
[摘要] 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微观政治传播的迅猛崛起，正在改变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传统政治传播观念，乃至人们的种种社会认知。微观政治传播有诸多新的特征，其中基于传播技术变革的技术主导是最显性的。这种特征创造了政治传播的新的面貌，但同时也暴露出种种隐忧。技术主导的微观政治传播的图景是有序受制于无序、公众深度泯没于技术精英、理性屈从于情感、权威受迫于权势，带来的隐忧是强政治系统失调、“网民平权”的假象突出、“后情感”充斥民众精神世界、“新利益殖民”现象兴起。要消解这种隐忧，应该坚持以技术秩序牵引政治系统、以技术平权消减传播壁垒、以技术理性整合情感乱象、以技术伦理净化利益空间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 微观政治传播；技术主导；媒介生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正在全面发力。在宏观层面，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等传统学科的深度介入，使政治传播这一研究领域逐渐分化出以各个学科背景为维度的、具有鲜明学科特征的研究方向。比如，政治学专注于宏观制度层面的政治传播与国家、政府及政党间的关系；传播学以过程论为视角，更加着力于政治信息的传递与效果；社会学深入社会的细胞，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基因颗粒；历史学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来自于传统的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哲学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确切的概念与思维范式。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以上种种传统学科体系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广阔背景性知识沃土的基础上，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微观政治传播的迅猛崛起，正在改变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传统政治传播观念，乃至人们的种种社会认知。微观政治传播有诸多新的特征，其中基于传播技术变革的技术主导是其最显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创造了政治传播的新面貌，但同时也暴露出种种隐忧。本文试图从学理层面剖析这种隐忧，并提出对应的消解之道。
一、媒介生态跃迁中微观政治传播的崛起
媒介是传播的载体，对于任何传播现象的研究都无法忽略对媒介发展的关注，政治传播研究更是如此。当下的政治传播研究，均设定了如“自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智媒体时代”等媒介发展的背景形态。但须知，这些媒体形态并非相互隔断和拒斥的线性概念，而是纵横交错、融合联动的媒体网络。多种媒介形态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今天的媒介生态。比如，智媒体的“算法”在自媒体和全媒体中均有体现，自媒体的PCG/UGC生产模式，已然被全媒体和智媒体部分兼容。因此，政治传播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与特定媒介形态的关联上，而要与媒介的变革逻辑相联系，凸显媒介发展对政治传播本质的影响。
纵观媒介发展史，从文字时代、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初露端倪的智能时代，技术是促进媒介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技术革命至今仍在继续，它促进了信息革命，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变革，整个规模并不亚于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改变不仅在于宏观层面的过程、系统和理论，更在于微观层面的感知、意识和思维。技术就像弥漫在生活世界中的空气，最终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形态与人类的存在方式。在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社会”的语境下，技术具有统摄性力量，能够决定经济及文化的走向，构建了人类生存的新环境。我们认为，在媒介形态各异的“时代”背景中，只有离析出技术这一核心要素，才有可能把握政治传播发展的时代特征。就此，国际学术界用“technopolitics”（技术政治）一词呼应这一特征，认为技术可以改变政治地位及其附加价值，尤其适用于现代的草根政治。[1]
当然，技术从不是孤立的变量，它受到国家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观念的影响。现在还难以就此论断：技术已对政治传播造成了根本的变革，相反，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传播还会附着于国家政治层面的政治宣传。[2]但是，毫无疑问，技术变革带来了政治传播发展最为突出的态势，即微观政治传播的迅猛崛起。
“微观政治传播”这个范畴，基于政治学中的“微观政治”理论。“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在现实运行中，政治可划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两个层面，宏观政治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微观政治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与此相应，现实中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也有两种认识模型。一种是“向上渗透”的认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人们将精力集中在社会基础层面上，思考人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分布，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哪些政党获得支持，选民们如何投票。第二层才是政治生活系统中的国家制度、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向下溢出”的认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人们将精力集中在国家、政府的制度、政策的决定上，看它们对社会的影响。第二层才是社会基础。[3]从人的认知逻辑的科学理论上讲，理应是“向上渗透”的认识模型更符合现实中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但是，由于政治传播（政治社会化）技术的限制，在前互联网时代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人们只能采取“向下溢出”的认识模型来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政治生活。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时代，这是一个真正大众民主的时代。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大众民主实际上是精英民主，是精英利用大众传媒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传递给大众。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正是传播技术的变革，颠覆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传统认知逻辑，“向下溢出”的认识模型正在向“向上渗透”的认识模型转化。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逻辑，也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激活了现实的微观政治生活。可以说，在政治生活的呈现方式与相应的人们对政治生活认知范式的蜕变中，传播技术承担了主变量的角色。从线性发展的角度看，从传统大众传播到自媒体或社交媒体的发展，也恰恰是媒介从宏观宏大到精小细快的转化。微观政治与微传播的有机融合，完美地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微观政治传播的新兴领域或形态。[4]
微观政治传播所含有的政治权力难以定性描述，它能够赋予社会民众一种与国家政治相对的力量，扩展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使公众能够自己解读和评论政治信息，形成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场域。微观政治传播无所不在，集中体现在当下的微信、微博和抖音等自媒体中。它甚少涉及宏大高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通常以隐喻的方式展现个体或群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应该说，微观政治传播给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推进着人类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微观政治传播也正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由于微观政治传播具有对媒介平台的高度依赖性，因而主导媒介演进的技术主义理念及其相应的技术逻辑在微观政治传播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本力量、算法倾向和信息表达方式左右着民众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向和效能，微观政治传播中形成的某种所谓“公意”在一定程度上冲抵着国家宏观政治运行的效能。因此，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义支配下的技术指导会带来种种隐忧。
二、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导的态势
在媒介发展所涉及的具体技术中，大数据侧重描述数字本位的状态，人工智能侧重描述人机合一的状态，算法侧重描述数理运算的状态，网络侧重描述社会整体互联互通的状态。这些技术形态各异，但始终遵循共同的技术逻辑，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当技术强力主导微观政治传播之时，其中的秩序、公意、理性和权威等传统国家政治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便发生改变，政治传播整体呈现新的态势。
（一）有序受制于无序
秩序依赖于权力结构，当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时，秩序必然随之变化。技术作为新型权力力量，建构了微观政治传播的新秩序。“有序”即微观政治传播中的秩序稳定，既源于政治秩序，也源于传播秩序。政治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秩序，政治秩序的改变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改变，即人们会重新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及他们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这个过程是人对社会关系、政治行为和经济结构等整个价值体系的重新定义。传播秩序应该被内嵌于政治秩序之中。[5]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技术的革命性升级伴随着极端政治的流行、身份政治的崛起和“后真相”政治的蔓延，使多元化、极端化和不确定性等成为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6]与之相应，政治传播秩序也出现了震动、混乱与调整。可以说，当下是一个原有政治秩序、政治传播秩序正在弱化的时代。
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微观政治传播的平台成为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技术扩张、规则沉沦、不可预测性成为常态。其一，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生成、传递、接收和反馈的全过程，大大提高了政治信息传播、形变和畸变的速度。其二，算法几乎成为微观政治传播的“把关人”，但算法黑箱和协同过滤导致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始终存在隐蔽波动，信息计算的确切联系被打断。其三，技术丰富了政治信息的形态，VR/AR、短视频等合成信息导致信息审核的难度加大，如华盛顿大学AI合成的奥巴马演讲假视频。[7]这些便捷的政治信息传播方式并不意味着政治信息传达的高效能，各阶层之间已然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信息流通网，个体难以知晓自身存在于这张网络中的哪一个节点，更难以知晓政治信息的流动规则和分布格局，信息生产者与接收者开始处于双向的黑箱内。这种无序来源于技术自身的壁垒和技术发展的局限，但却成为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逻辑。
（二）公众深度泯没于技术精英
公众与精英的区隔是人类社会继性别划分后产生的第二大区隔。政治理论家卢梭、弥尔顿等人把“公众”描绘为理性意志的集合，但这些观点随二战和冷战的爆发而逐渐解构。20世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开始强调公众对政治的不可知，质疑西方的民主理论体系，他在《幻影公众》的开篇讲道：“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8]尤其在技术社会中，公众的主宰更像“幻影”，因为他们无法触及公共事务的核心。民主的虚幻理想往往陷入动乱，精英才是幕后操控的“大手”。李普曼这一论点与勒庞(Gustave Le Bon)的群体心理学思想正相契合。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阶层与劳动者的差别越来越大，劳动者与产业精英的隔阂也越来越深，但精英并非坐享其成，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极大，劳动者反而往往会陷入技术无意识的困境。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也确实如此，西方选举制中选民的决定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这种“无所事事的影响”使选举成为随机的产物，并非真正代表着“公意”。公众看似掌取权力，实质上被精英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所操纵。
现代社会的技术已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公众不再能像看见电话、相机和电视一样意识到技术的存在。网络的虚拟空间成为了每个人生活中难以分离的“拟态环境”，全天候左右着个体的认知、思维与行动。微观政治传播建立在完整的社会技术网络上，网络动态与现实痕迹不再分离，但公众却无法意识到这是一种操纵，看不到技术的关系及关系背后的逻辑和规律。真正掌握技术权力的群体成为了新兴的精英阶层，通过将个体数据化而掌握个体的思维和态度，从而精确推送信息，构筑强劲的信息壁垒。公众自以为能够自由地思考、评论和解读政治信息，但在信息的获取层面上，已经成为李普曼所说的“聋哑观众”，无法保持清醒，是一种“技术无意识”状态。
（三）理性屈从于情感
情感对理性的压制是天然的。情感根源于欲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情感先于理性而存在。理性根源于制约欲望的需求，它随着政治活动的发展逐渐被提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成为现代政治建立的基础。曾几何时，在现代政治的运行中，似乎对理性的推崇就是对政治秩序的维护。但现在，随着技术赋予个体自由表达的权力，情感在传播中逐渐甚嚣尘上。这与其说是一种传播乱象，不如说是一种人类早期历史的重现。欲望往往具有浓厚的自发性，能够直观表达主体的需求。现在微观政治传播的情感化趋向，显现了人对现代社会政治一体化的无意识反抗，展现了意识在技术社会的俗化趋势。其实，在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一直充满着理性与情感的博弈。德国学者针对西方的议会选举，美国学者针对二战时的“宣传”，均揭示了传播中“诉诸情感”和“诉诸理性”的种种后果。其中，证明了通过营造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更易达到预期传播效果的道理。这些理论，仍然能有效地解释当下“后真相”传播的盛行、身份政治的崛起和网络政治戏谑的火爆。
技术主导的非理性情感传播力，形成新兴的权力中心，解构了既有制度的部分秩序，导致了原有制度制约的衰退。在技术应用的层面上，严肃的政治信息被解码成易于传播的碎片信息，并在信息中截取传播点进行渲染，触发网民的点击量。在技术的强势介入下，网民采用短视频、表情包等多元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态度，并往往以隐喻的方式呈现，通过戏谑、调侃和讽刺的形式激发共情，将政治信息生活化，变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是针对同样的信息，网民也能够做出自己的解读，在评论之间形成“二次传播”，进一步加速了微观政治信息的碎片化和娱乐化。在最新的5G技术中，超高传输速率和超低延时，使视频传播成为微观政治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以即时影像的方式降低了理解政治信息的难度，进一步拓展了情感传播的用户范围。
（四）权威受迫于权势
权威与权势均与权力相联系，权威来源于对合法权力的自愿服从，而权势主要指并非来自于完全自愿服从的势力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权威是依赖正当权力的自愿认同，而权势是依赖技术垄断的非自愿屈从。在现在的微观政治传播领域中，充满着权威与权势的博弈。但总体来看，权威受迫于权势。有学者指出，今天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实质上是掌握技术传播生产力的人们与掌握制度传播生产力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对冲与博弈。[9]前者是网络时代的权力中心，尽管这些分散的社会性权力还不足以得到合法性证明或形成权威，但其对信息生产的把控和对传播技术的垄断，足以形成与传统权威中心相对的权势力量，操纵人的认知、思维和行动。这种权势力量也是社会权力更日常、更隐蔽的呈现方式，使今天的权力操纵变得无所不在且难以辨识。后者是依托于国家机器的权威中心，体现在组织化、制度化的大众媒体中，在与前者的博弈中不断地“退后”。
技术权力具有鲜明的权势性特点，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但能够按照技术享有者的意志向用户施加操纵，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质上就构成了一种权力。在依仗技术平台的微观政治传播过程中，这些操纵可以通过传播演化为切实有效的“群体合意”，形成社会与国家的博弈。微观政治传播的形态成为逐步“去权威”的权力形态。虽然国家权力使用了“封号”“删除”等制约手段，但并不能有效阻止特定信息的传播，既有的权威中心反而开始被技术权势所制约。当技术拥有了新的意义生产、传播和重构能力时，新权势中心就能够在话语传递的过程中重构价值，摆脱原有国家政治权力的部分约束。
三、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导的隐忧
在技术主导的微观政治传播中，宏大的政治逻辑往往受制于现实的传播逻辑，而技术作为关键要素，颠覆了传播的语境与场域，成为微观政治传播中的上位逻辑。现实中，技术是动态的变量，其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对技术应用的失当，已经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种种令人担忧的后果。
（一）强政治系统失调
在政治系统论的视域下，政治生活包含多种因素或子系统，它们相互影响、冲突和调整，构成具有张力的政治系统。稳定的政治系统，不仅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和谐，也依赖于系统内部的良性互动。而微观政治传播既是政治系统外部传播环境的重要变量，以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大系统的交流和稳定；又是政治系统内的重要子系统，通过政治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担负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连接的责任。在政治系统外部，以信息技术为主轴的信息革命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10]信息传播的复杂网络难以被确切预测。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人类社会加速了从现实空间生存形态向网络空间生存形态的转化，政治加速从宏大的国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融合与转化，微观政治传播的弥散性特征凸显。
现在看来，政治系统内部技术要素重要性的突出，使政治信息的输入与政治决策的输出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稳定的联系性，甚至由于技术变化的不可知性而使子系统陷入紊乱。比如，技术不仅促进信息的生成，更使信息控制机制本身成为一种技术。技术的不断突破，进一步加剧信息的生成，又反过来摧毁信息防御系统。悖论式的技术演进使政治系统的运行出现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预言的“技术垄断”景观。[11]隐藏在媒体平台中的算法黑箱和技术壁垒，使系统中的技术成为了一只薛定谔的猫。既有的政治信息输入机制、政治决策机制、政治监督机制和政治反馈机制，在这种未知的、分散的和多元的权力结构中逐渐失去传统的效力。尤其是平台的智能推荐功能，易催生谣言的传播。比如，政治决策往往在网民的狂欢中被先行定义，政策制定者的把关功能部分被算法代替，进而导致政治信息运行偏差、渠道不畅等结果。
（二）“网民平权”的假象突出
技术主导下的微观政治传播，其外观品貌看起来很是“网民平权”，但其实是一种假象。放眼全球，在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在诸多领域大行其道。民粹主义大多被视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被分为两个同质和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与“腐败的精英”。[13]由于现实中民粹主义的多样性，其意识形态属性也往往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以至于民粹主义至今仍存争议。但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民粹主义都具有反精英、反建制和反权威的特性。民粹主义在传播学上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网络平权”。比如，传播学研究中就提出了所谓的“上限效果”假说理论，认为技术所带来的鸿沟会随某一技术的饱和而逐渐弥合，而鸿沟的弥合就意味着区隔传播中精英与民众的障碍不复存在，大可以实现“网络平权”。但事实证明，在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更迭下，技术空间不存在上限，数字鸿沟反而只能持续扩大。这样一来，微观政治传播中的信息黑箱和极度不对称的技术感知本该加剧民众对鸿沟的焦虑，但随着传播话语权的极大下移，“网络平权”的乌托邦幻想却使公众反而感觉到掌有“网络自由”，强化了对平等的信任。但事实上，这种民众对平等的信任是建立在技术对传播的绝对操纵之上的，只是以往社会中显性的权力化为了隐性的分散权力而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场景中。建立在这种技术主导的网络平台上的“民众权利”，并不是民众所期望的真正权利。它不真正契合民粹主义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在民粹主义驱动下的“伪民粹主义”现象，或者可以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新表现形态。
事实上，民粹主义反精英却依赖精英，反建制却屈从于建制，反权威却附着权势。比如，信息的智能推送往往与受众观念的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公众无法对政治信息的生产与推送过程形成清醒的认知，从而丧失了自主性。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社会形态的政治权力无处不在，算法与数据的画像比平民自身更了解其潜在的政治态度。平民不但以脸谱化的形式毫无保留地向数据机构呈现自身的政治态度，而且会通过持续特定的信息流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这种“被操纵的民意”强化了伪民粹现象，尤其在微观政治传播降低政治传播的门槛后，伪民粹现象更加凸显。比如，美国大选期间，剑桥的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非法获取数千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在分析用户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后，针对性地推送了信息和竞选广告，影响了美国选民在大选中的选择，智能技术成为民意的控制机器。[14]这证明了即便公众享有理论上的自主选择权，数字民意操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后情感”充斥民众精神世界
情感崛起、理性沉沦、技术主导的微观政治传播，催生了“后情感”思潮的兴起。“后情感”消解了情感的本真性，不再遵循真实、纯粹和审美等要素，而是囊括了任何使人得到放松的体验，即便这种体验是被合成的。“后情感”是对发达社会长期只关注人的知识和技能而压抑人的情感的现象的反冲。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C. Mestrovic)在《后情感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的情感成为被商品社会消费的对象，呈现出虚无化、工具化和形式化的倾向，最终变得浮夸、肤浅且短暂。[15]现在，精心制作的虚假情感被过分渲染，能够满足人的想象空间，帮助个体逃离沉闷的现实环境。公众往往乐于享受这种操纵，遵循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伦理，将自身对快乐的感受作为行事准则，追求精神上的放松，而并不关心这种快乐是否只是柏拉图洞穴上的影子，以此在发达的技术社会中寻求内心的宁静。
微观政治传播中存在大量的“后情感”现象，情感操纵与政治信息的结合尤其富有张力。如在抖音、快手等媒介平台上，一条为时数秒的视频即可构筑丰富的政治语义空间，用户可通过机械地上滑和下拉迅速实现“情感穿越”——上一秒还在为壮阔的阅兵仪式而自豪，下一秒就会为惨烈的爆炸事件而沉痛。情感转换的成本低且速度快，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在算法推送下形成个人页面，渐渐合成虚拟情感空间，并向现实政治空间辐射。通过这种情感传递，微观政治权力已分散辐射到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等私人场域中。“求异”“审丑”等现象加剧，催生“感性化政治”。人们不关心事件本身，也并不思考事件之间的联系，只关注事件带给自己的某种刺激。个体的现实生存压力通过算法向虚拟空间再转移，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情感联动，从而形成情感极化，催生网络中的“杠精”。在过去甚为严肃的政治情感，现在却深陷虚假、悖谬和反讽的“后真相政治”[16]的漩涡之中。
（四）“新利益殖民”形象兴起
所谓“新利益”，是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利益等，依靠掌握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传播生产力的新兴阶层的利益。具有代表性的是依托于技术垄断而兴盛的资本力量。“新利益殖民”意指这种资本力量对微观政治传播隐性地、强势地介入。“新利益殖民”侵蚀了人们原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使微观政治传播成为掌握技术传播生产力的新阶层自我实现的工具。本来，在合理的政治传播中，政治当有为传播和资本确定正义方向的责任，传播当有监督政治和资本的责任，资本当有服务正义的政治和公正的传播的责任。[17]但由于利益的报团取暖和技术的主导泛滥，政治传播往往无法遵循应有的正义与公正，而转向了资本拢集和再创造之路。在技术生产力中，用户即资源，对用户的争夺往往会演变成对人性的迎合。人性的复杂性反向加剧资本的异化，成为利益汇聚的基点，“腥”“星”“性”等自从黄色报刊发展以来就存在的问题，披上技术的外衣，以更为便捷而隐蔽的方式呈现，悄悄地改变着微观政治传播应有的价值导向。
新利益殖民现象的兴起，使关心传播商业和传播变现的人不断增加，思考传播伦理与传播价值等基本问题的人迅速减少。这一价值观也直接渗透到微观政治传播之中。传统的权威中心及信息监管机制，也部分地向资本利益妥协。所以，今天的微观政治传播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会迅速形成政治传播的“另类空间”。虽然它并不具有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和多元化观点，[18]却会迅速瓦解真正合理的政治公共领域。人们不仅陷入对传播的无知，更陷入对政治的无知，进入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预言的“群氓的时代”。[19]在这种情况下，微观政治传播看似是公众的传播，实则成为了利益操纵下社会权力甚至是某种政治权力的游戏场。资本力量构筑的另类空间会逐渐僭越至国家政治，使微观政治传播成为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丑陋结合或畸形博弈的场域。
四、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导隐忧的消解
综上可见，在唯技术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技术主导，产生了一系列的现实隐忧，必须认真诊断、及时解决。当然，要想根本解决问题，离不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机制，需要系统性的治理之道。本文主要聚焦技术因素做一些粗略的思考。
（一）以技术秩序牵引政治系统
在技术跃迁催生的乐观主义风潮下，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逐渐成为最为可靠之物，人类开始以此消解自然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一思维逻辑是技术秩序的基础，也是近代政治科学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主性是当代技术最基础的特征，技术系统本应有按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能力，但在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似乎并未遵循这种科学规律。其一，技术自身出现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和技术壁垒等现实问题；其二，技术逐渐失去自己独立的领域与界限，开始依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成为了一个泛社会化的概念。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呼唤技术秩序的回归。
微观政治传播将技术视为核心要素和运行纽带，这种泛技术化反而消解了技术自身应有的秩序，陷入了“将什么都看作技术从而使技术什么都不是”的悖论。以技术秩序牵引政治系统，着意的是把技术秩序所推崇的科学逻辑嵌入政治系统内部，治理微观政治传播的失序，重新为其赋予可预测性。将政治信息输入机制、政治决策机制、政治监督机制和政治反馈机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祛魅，把技术重新视作一个具有缺陷的科学变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分域，摆脱泛技术化带来的混乱。只有重新明晰技术的科学底色和应用边界，才能将技术从时代变革的失序漩涡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可监管的变量。即是说，让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技术回归其工具性本位，恢复“人”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彻底改变微观政治传播的整体生态。
（二）以技术平权消减传播壁垒
技术平权如同网络平权，是一种技术运行中关于权利正当分配的构想。囿于现实的技术门槛，“平权”的背后往往是“集权”，但正如罗尔斯指出的：“一种对于基本结构的正义观是值得为自身的缘故而拥有的，不应当因为它的原则不能到处适用就放弃它。”[20]技术平权要求做到技术运行的公开透明、技术使用的正当合法以及技术监管的渠道畅通。它并非要求权利完全均等地划分，而是追求技术对公众的可接近性。微观政治传播中公众与精英的分化，正是源于技术内在的运行黑箱及技术外在的层级限制，导致技术与公众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最终形成信息传播中的壁垒。
技术平权最基础的是保障数据对公众的可解释性及可追溯性，杜绝单向度的数据使用。就此，国内2019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中提出了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公平公正、开放协作等原则，要求在数据采集、数据使用和数据更正等环节，保障用户权利。[21]当下最新流行的区块链理论，实质上也是想建构一种数据的分布式储存账本，进而保障每个节点信息的可追溯性，将数据责任落实到个体，实现技术平权的理念。我们应在算法的研发与运行中，嵌入合理的价值观，加强数据计算的逻辑性，避免以技术中立为噱头的导向宣传。多数企业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技术监管所形成的公私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急需社会力量的介入，以明晰技术主体的责任。技术平权能够保障每个参与传播的个体对自己所生产的数据的追溯以及对技术运行的感知，这实质上是将技术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矫正技术与社会分散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审视技术自身的政治空间以及技术对社会政治运行的影响。
（三）以技术理性整合情感乱象
技术理性是理性的现代形式，不依靠旧有的制造幻想和宣传等手段，能够以实在的物质满足人的欲望，因而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可制、可测和效率，是技术理性的三大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技术理性也曾带给人以异化，据此，韦伯和马尔库塞等学者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不能就此忽略：正是借助于技术理性，人类才开创了以自身为价值基准的“主体时代”，实现了人对物的驾驭。事实上，那些猛烈的批判并未造成技术理性的消亡，反而使其以一种更加隐性化的方式从属于社会制度的结构之中。
面对微观政治传播中情感甚嚣尘上的现实，不妨重新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去思考，以科学结构解释微观政治传播的过程，将这一科学的过程与其价值、道德相区隔，承认微观政治传播中鲜明的价值诉求。在情感传播的摩擦中看到技术的重要推动作用，将其视作情感生成的内趋因素，促使人按照科学的方式交流，在自由表达的假象中寻求自由的限度。需要指出，这一责任难以靠公众自发履行，需要建造技术理性下的技术平台，加强平台的责任，避免技术平台以利益为导向而放弃科学逻辑，着力技术责任与对技术本身的制约。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要承认自身的技术理性，在研发与使用的过程中加强数据关联，保障技术的可测性与可制性。
（四）以技术伦理净化利益空间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伦理即理性的社会秩序，指个体对社会的态度及通过这种态度形成的认同。[22]伦理解决的是道德认同的问题，囊括所有由人构成的关系。技术伦理即伦理在技术意义下的演化，解决的是随技术进步而出现的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性问题，是要建立技术评价和技术决策的规范基础，使决策能够担负责任。[23]技术伦理的核心是对技术的批判、反思与制约，为技术订立价值取向。技术伦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技术主体在技术创造、运行和消费过程中要考虑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后果。
在技术资本形成的利益团体中，资本逻辑时常出现对政治逻辑的僭越和要挟，形成资本利益殖民现象，进而在微观政治传播中消解社会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我们强调，要在微观政治传播中嵌入“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思想，以人的精神价值对抗资本异化，才有可能离散资本的利益空间。算法逻辑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遵循公平、准确、透明、可解释和可审计的责任伦理。要为不同的平台规定不同的价值导向，在差异中凝聚价值共识，将平台的价值导向提升到显性地位，提升传统权威中心的权力效度，保持话语空间的多元性，消解微观政治传播中的吸睛化、娱乐化和流量化的价值导向，将资本重新置于政治的正义的监督之下，从而夯实微观政治传播的正义性基础。
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指出，进步不仅给未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给未来带来了新的限制。微观政治传播的技术主导虽然带来了秩序混乱、公众失格、理性沉沦和权势盛行的后果，导致强政治系统失调、新民粹现象凸显、后情感社会生成和新利益殖民兴起等一系列隐忧，但并不能据此就反过来拋弃技术。
借助于爱因斯坦的著名隐喻——“上帝精明，但无恶意”，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以技术为代表的自然力量并不具有恶意欺骗人类的天然属性。相反，技术秩序、技术平权、技术理性和技术伦理，正是技术留给人类的内生性制约力量。面对未来微观政治传播的发展，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合理规范技术逻辑，在政治文明和传播技术变革之间建立良性的张力机制，乃是消解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导隐忧的切实有效之举。
参考文献：
[1]Cinnamon Jonathan，Attack the Data：Agency，Power，and Technopolitics in South African Data Activis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Vol.110(1)，2019，pp. 1-17.
[2]荆学民：《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页。
[3][美]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的世界》，利后安译，台湾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4]当然，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微传播与传统传播并不是截然分离和没有关联的，相反二者有内在的联系。本文只是直接使用这个概念，关于“微观政治传播”的详尽学术论证，笔者将在另文《微观政治传播论纲》中完成。
[5]荆学民、于淑婧：《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页。
[6]庞金友：《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政治传播: 革新、议题与趋势》，《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5期，第22页。
[7]《AI合成超逼真的奥巴马视频，口型近完美匹配》，http://video.sina.com.cn/p/news/live/doc/2017-07-20/164566681007.html，2017年7月20日。
[8][美]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9]喻国明：《未来传播学科的发展范式: 基于技术“微革命”的思考》，《新闻界》2019年第6期，第11页。
[10]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的英国，以蒸汽技术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源于19世纪，波及欧、美、日等地，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催生垄断组织和殖民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是20世纪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人类看到了信息的巨大潜力。第四次信息革命是基于网络物理系统，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人类真正进入信息时代。
[11]Neil Postman，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 71.
[12]薛定谔的猫（Erwin Schrödinger's Cat）是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实验构想，表现了一种微观和宏观的双重不确定状态。其将一只猫关在装有镭的密闭空间中，如果镭出现衰变，猫就死亡，反之猫就存活，由于镭的衰变与否未知，猫就可能处于“既活又死”的状态。故而推论，当空间密闭时，整个系统会一直处于不确定的波态，人们只有打开这个密闭的空间才能获得稳定。
[13]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9(4)，2004，pp. 541–563.
[14]《Facebook冤不冤？精准投放政治广告的边界之辩》，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773858512514193&wfr=spider&for=pc，2018年3月24日。
[15]Stjepan Mestrovic，Postemotional Society，London：Sage，1997，p.26.
[16]关于“后真相政治”思潮的检讨，参见荆学民：《走向传播深处：“后真相思潮”的哲学检讨》，《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17]荆学民：《重新省思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5期，第16页。
[18]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第63页。
[19]群氓的时代是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汇总的一幅群体心理学全景，其中描写了暴力、专制、谎言及对理性的蔑视，回答了“个体如何融入群体”“精英如何对公众施加控制”等基本问题。在群氓的时代中，人的个体差异消失了，成为欲求的奴隶，在放纵中表达自己的欲望与情感。
[20][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1]《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布》，http://www.most.gov.cn/kjbgz/201906/t20190617_147107.htm，2019年6月17日。
[22][美] 艾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1页。
[23][德] 阿明·格伦瓦尔德：《技术伦理学手册》，吴宁译，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24][美] 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4页。
